《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致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8]《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94页。[5]【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 [6]【明】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07页

因此，一段时期内，船山先生开始以乡贤为湖湘士林所关注。显然，他的精神气质具有中原地区的洙泗之风、邹鲁之学。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里，他从容不迫地求道、传道，著述立说，坚韧不拔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表达出对儒家道德人格的圣贤气象的不懈追求。船山先生之所以成为湘人所推崇的乡贤，首先是由于他的人格精神受到人们的景仰。可见他始终用刘琨的豪杰精神激励鞭策自己，认为具有圣贤豪杰气象的人，一定要有身任天下的豪气，看到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生死成败，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动摇，同时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气魄，看到生死成败按一定的时势条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要能够沉的住气，处生死当前而不变，把握住时机。

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所以，王船山就有了与屈原同质的精神气质。早期儒学之仁由身与心构成，正反映了儒家仁学也是一种身心之学。

《四书》以仁为核心的为己之学，这一个己既是自我的感性身体，也是自我的反思意识。宋儒反对走王安石从《五经》寻求富国强兵的外王路线，转向从《四书》中寻求内圣工夫。宋代士大夫对内圣问题的关注，推动了《四书》学的发达，而《四书》学也是宋代士大夫身心之学的经典依据和学术源泉。[11]《大学》一书包括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等身心之学的工夫，它们被称之为三纲八目，其核心和重点就是身心之学的内圣工夫。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理学家关注的身心之学问题，在以三代典章制度为主体的《五经》之礼的学术体系中并没有多少资源，而恰恰在以仁释礼的《四书》体系的学术重点。

宋代士大夫向往的圣贤气象，其最直接的形象代表、思想资源就来自于《四书》记载的士人理想。而《四书》记载士人通过自我修身而成就为理想人格的圣学。[6]《尽心上》，《孟子集注》卷13，《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9页。[2]《杨时集》卷1，《上钦宗皇帝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应该说，这也是宋儒身心之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思想挑战。我们沿着《四书》元典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旨趣，继续探讨其作为学术主旨的内圣追求和身心工夫。无论是生活日用，还是澄心静坐，或者是阅读书籍，均应该是一种切己的身心工夫，即如正如魏晋名士强调身心一体、形神互依一样，宋儒所讲的身心之学也是肯定这种身心一体的关系。[8]那么，在践形的修身工夫活动中，孟子主张学者的修身重点是尽心、知心、养气等精神修炼方面的工夫，因为心是主宰、决定身的。

特别是理宗以后，理学、《四书》学已经成为主流的学术思潮。只要密切关注心的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中节之和，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的外王事业。

[4]《朱文公文集》卷25，《答张敬夫三》。早期儒家学者倡导仁义、礼教等以身心修炼为重点的道德价值和人文知识。

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孔子、子由、颜子等人表现出来的是士人的人文关怀与道义责任，但是二程将其提升为一种圣贤气象，以作为士大夫效法的人格典范。所以，《中庸》的身心之道，也是将心之中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10] 理学家特别喜欢将博大而多维的儒学体系，浓缩为一种德性工夫的身心之学，因为宋代儒者逐步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思想理念与学术共识：天下的知识学问虽然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是均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体与用、本与末。北宋后期越来越强盛的学以成圣思潮，以及进一步发展和定型的《四书》学，其实均表明宋代思想史的一场重大变革，即宋学的内在化转向和身心之学的形成。

从北宋后期一种到整个南宋时期，致力于儒学重建以满足现实改革的内圣型儒家士大夫在朝廷政争失利，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主要是在民间社会致力于新儒学的建构和聚徒讲学。朱熹特别强调敬包括的身心工夫，身、心二者之间是互动的。

而理学家群体以正心诚意以立其根本，故而他们希望建构一套新经典体系即《四书》学，他们开始以《四书》为核心经典，希望国家精英以《四书》为指导，为当世成就一大批圣贤、君子，从而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既然外王的政治线路不可取，不能够走王安石从《五经》中寻求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国家治理方案，那么，如何实现理学家倡导的以内圣作为大根本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北宋后期和南宋儒林普遍关注和思考的大问题，正如朱熹说：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

由此可见，尽管儒学可以归结为一整套内圣外王之道，《四书》元典的思想体系也体现出这一完整内圣外王的追求，但是，《四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倾向，却是内圣之道及其相关的身心之学。孔、曾、子、孟等早期儒家既是《六经》文献典籍的诠释者，又是通过自由讲学而成为儒家子学的创建者

故而特别提出孔孟之道的道统谱系，并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与宋代道学一派的观点十分接近，所以，后来讲宋儒道统论，总是要追溯到韩愈的《原道》。[12] 浙东学派叶适则提出另一种类型的道统论。宋初著名儒家士大夫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他们纷纷继承韩愈批判佛老、复兴儒家、建构道统论的思想传统。在宋儒看来，这些具有最高政治权力、创造巨大事功的政统代表人物，其实无一不是缺乏君道的帝王，故而政统总是严重背离道统。

[2]韩愈强调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从尧舜传之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其实是强调儒家仁义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根基。而彭龟年把老师张栻的学说看作周程道统的正传，显然希望强化张栻的道统地位。

战国盛，仪、秦起，道大坏也，荀况存之。应该说，南宋时期儒学学派林立的社会，各家各派均认同自己的道统论，特别强调自己才是儒家道统的真正传人，恰恰表达出宋代士大夫一种文化担当的主体意识。

同样，《四书》学偏重内圣的人格修养，但是离不开外王的经世目标、政治治理，否则其内圣人格、心性修养、价值理想就永远无法落地，是一种空泛的道德理想。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士大夫以教为本，希望治能够依托于教。

[12]《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所以，在以《四书》为经典依据的道统谱系中，道统授受主体主要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因春秋战国以后治、教分离，儒家士人强调以教统治。他另一方面力辟背离儒家正统的杂学特别是佛老之学，他接着说：自西汉至李唐其间鸿生硕儒，摩肩而起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庚妖艳邪侈之言。后来，与陆学一脉相承的明儒王守仁，也坚持陆九渊在儒家道统中的正统地位，认为陆氏之学乃孟氏之学也。

《孟子》一书中就提出了性善、良知、良能、尽心、知性等等。孟子关心道德本心、精神人格、内心修养的思想，对陆九渊之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陆九渊仁义礼智源于人心四端，可见他关于心即理的重要思想，就是以此为其理论基础。

陆九渊本人将自己的学说归之于先秦的孟子，与朱熹的道统论相违，故而受到朱熹的否认。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继承和完善了二程的道统论，成为宋代道学派的道统论的完成者。